播种者梁启超

以今日之我战昔日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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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惜以今日之我，

难昔日之我。

——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1926 年，一则消息震惊了北京城。

有人在《晨报》 ^[1] 上发表文章，讨伐协和医院，说有个病人在协和，手术也动了，肾也割了，还在尿血。但医生就是找不到病因。这是拿病人当实验品还是标本呢？

文章言辞激烈，一刊登就引起了轰动，毕竟写文章的是徐志摩，那位病人则是赫赫有名的梁启超。

知道这件事后，一些维护中医的知识分子就开始猛烈攻击西医，以至于掀起了全国范围的中西医大讨论。一时间，协和医院成了批判西医的舆论旋涡中心。

随后，病人本人站了出来。

梁启超用英文写了一篇文章——《我的病与协和医院》，并翻译成中文发表在《晨报》上。文章大概的意思是：当时来看，动手术割肾是有必要的。他虽然还在尿血，但吃了协和医院医生开的药已经好很多了。

梁启超能在此时坚定不移地维护协和医院，维护西医，真的是非常难得了。

梁启超的态度很明确：「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

要谈论中国近代史，梁启超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毕竟是关键知识点，反复要考的。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舞台上的登场太耀眼了。那场著名的、失败的变法用他的名字命名，叫作「康梁变法」。在随后的几十年，直到离世，他始终活在社会热点里，几乎每件大事里都有他的身影。

要知道，在那些年的中国大地上，几乎每隔几年就会换一拨人。前浪还来不及冲到沙滩上，后浪就迫不及待地赶上来把前浪拍「死」了。同时代的风云人物康有为、袁世凯、杨度……很快被历史抛弃，唯有梁启超，前浪在的时候，他在浪尖上，后浪扑上来时，他居然还在浪尖上。

这就相当厉害了。

用郑振铎的话来说，康有为是块顽石，而梁启超则是流动的。

这句话，你可以理解为梁启超在政治上的「善变」，也可以理解为他在学术和思想上的与时俱进，不断自我革新。但现在看来，梁启超一生的底层逻辑始终没变——启发民智，传播新思想。

从政治边缘人开始

1895 年的梁启超，还只是个刚踏入社会的年轻人。多年后回顾这段历史时，梁启超说自己当时「人微言轻，莫之闻也」，他只是康有为的学生兼跟班。很多大事情，比如去紫禁城觐见皇帝建言献策，他还没有机会去做。

甲午战争失败后，国内掀起一股变法和学习西学的风潮。围绕这个主题，大大小小的圈子形成了。

只要是圈子，就会分远近亲疏。当时站在变法圈 C 位的是他们那些自认为开明的达官贵人。他们未必懂西学，但是他们位高权重，许多事情需要有他们的威望和权力才能执行。圈子的第二层是像康有为这样懂西学的，他们在圈内充当技术顾问和智囊。最边缘的就是梁启超这样的新人，他们才华横溢，但要想在这个圈子里出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不管在哪个时代，一个人出头的标志就是进入某个圈子的核心，这对当时的梁启超来说比登天还难。京城本身就是大佬云集的地方，就连康有为也要卖「狂生」的「人设」才有一席之地，何况是初出茅庐的梁启超。

最好的办法，也是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圈子里找准自己的位置，把这个位置做成组织的核心。

但是「钱多事少离家近，位高权重责任轻」的位置早就被人占了，论资排辈也轮不到梁启超。这也是每个时代初入社会的年轻人共同的命运：不管他们有多向往某个位置，他们也只能在别人挑剩下的位置中拼搏。

但是，在剩下的位置中如何挑选却很有讲究。

容易做的必定是不重要的，重要的事一定不容易做。但是只有做重要的事，人才会变得重要。那怎么判断什么东西是重要的呢？其实不外乎两个线索：一是组织急需，二是能接触很多人。

作为当时的新生事物，维新派迫切需要的就是支持，而要有人支持，首先就要被人理解。如果大家都不知道「维新」是什么意思，那他们拿什么支持你呢？当年的西学就像前几年流行的区块链，大家聊得热闹，真正懂的人却不多。

那怎样才能让人们真正了解「维新变法」的实质呢？毫无疑问，宣传阐释工作成了维新派的急需。于是康有为牵头先后发行了《万国公报》《中外纪闻》来宣传西学。

《万国公报》是双日刊，《中外纪闻》是日刊。出稿要快、质量要高、活儿累、责任重，一般人干不了，但这恰恰是年轻人最好的晋升阶梯。

梁启超便担任刊物主笔，开始了「日更」模式。左手读书，右手写文。文不加点，一挥而就。

事实证明，梁启超这次的定位非常准。在负责办报刊、写专栏的这个岗位上，他把自己读书快、写稿快的天赋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他的努力下，两份边缘报刊成了京城顶流，每期都能卖出 3 000 多份，覆盖北京的达官显贵。

梁启超牢牢地把握住了维新运动中最关键的位置——宣传阵地，快速积聚影响力，为维新运动打下了理论基础，获得了声援。更重要的是，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当然，结局你也能猜到。清王朝怎么能容忍这个异类存在？《中外纪闻》很快就被查封了，梁启超的努力一夜归零。

不过，正应了那句话：「人不会白努力，走的每一步都算数。」你做的事情可能会被一夜归零，但是你做事的这个过程，很多有心人会默默地看在眼里。因为梁启超在北京的优秀表现，所以当汪康年开始筹备《时务报》时，他第一时间力邀梁启超一起创业。梁启超在短短数月间就把《时务报》办成了当时中国销量第一的大报。

从此，「播种者梁启超」横空出世，这也成了他一生的标签。

他在短时间内，将新思想引入国内，参与了「公车上书」事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思想逐渐形成，最终成为维新派的重要角色、戊戌变法的主要发起者。

此后，他在政治上的「善变」一直为后人谈论。但在维新变法后的十几年里，他始终站在政治舞台的核心位置。在他之前，谁能想到以前打辅助的宣传口，竟有一天会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力呢。

他先是跟着康有为搞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又被孙中山说服，差点儿就要出任副会长。结果康有为把他一顿臭骂，他又乖乖回来，继续当保皇派。

后来他又提倡改良，致力于支持君主立宪制度。他还把成果免费共享，为袁世凯称帝建立了理论基础。

但这时候，他又转而支持共和，鼓动自己的学生蔡锷单挑袁世凯。最终，梁启超被袁世凯通缉，不得不再次逃亡。

袁世凯病逝，他又转向段祺瑞，说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维持危局，非彼莫属」，否则「大局将不可问」，并督促各方势力援助段祺瑞「统一」中国。

他先支持张勋，利用他的「辫子军」赶走黎元洪，然后又反过来讨伐张勋复辟清室的罪行……到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段祺瑞被迫辞职后，梁启超才算正式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

短短十几年，但凡有点儿大事，都有他推波助澜的身影。看上去，他似乎总是变来变去，没个准儿。然而，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政治思想逐渐趋于成熟，他和自己的老师康有为渐行渐远，最终公开决裂。

两个人互相对骂，梁启超让康有为退休回家享受，康有为宣布把梁启超逐出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