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百里的「长线思维」

做人还是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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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鹤与他都是高傲的，爱惜羽毛的，

而他与它们的高傲只是一种姿态而已，

没有用，没有任何的用。

——老舍《四世同堂》

孔子曾周游列国，宣扬自己的治国理念，无奈春秋是个大争时代，没人理睬，以至于天下之大无处可去，沦落到有上顿没下顿的地步。

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

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

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经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孔子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

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

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大意是：

孔子问子贡说：「难道我们的学说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为什么我们会沦落到这个地步？」

子贡回答说：「老师的学说极其宏大，所以天下没有哪个国家能容得下您。咱们要不要降低一点儿标准？」

孔子非常生气：「优秀的农夫善于耕耘却不能保证一定丰收，能工巧匠手艺高超却不能保证让所有人满意。君子能治国安民，却不能保证为世道所容。如今你不去奉行自己的学说却去迎合世俗？子贡，你的志向太不远大了！」

同样的问题，颜回的回答是：「不被容纳怕什么！学说不好，是我们的耻辱。学说好却不被采纳，是当权者的耻辱！」

孔子高兴地说道：「有道理啊！」

孔子这样的人，我们称之为「做人的人」。孔子和颜回都是理想主义者，给自己确立了很高的道德标准，追求精神上的愉悦，对物质的要求却极低。就像孔子赞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在他们心中，理想不容更改，道德不容懈怠，他们绝不会为做成什么事而妥协。

数千年后，中国又出了一个孔子式的人物。

孔子多才多艺，这个人也是文化、教育、军事……样样精通。写历史和梁启超往来，作诗与徐志摩唱和。

孔子极富人格魅力，这个人也不差。任军官学校校长不过 7 个多月，但是学生们却一辈子都以是他的学生而自豪。

孔子一生不得志，却在身后获得殊荣。这个人一生从没指挥一场战役，也从没有亲自上阵杀敌。然而他去世以后，却被蒋介石追封为陆军上将。在民国时期，被人们尊奉为「军神」。

他被世人敬仰，但他的职场履历却写满了「失败」。

他叫蒋百里。

蒋百里是当时留日学生中的明星学员。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碾压大批日本同学，赢得天皇赐刀的故事，至今为人津津乐道。1906 年他回国后，被人推荐给盛京将军赵尔巽。盛京就是今天的沈阳，是大清起家的地方。被安排在这里的官员都是朝廷信得过、能力强的人。而盛京将军是其中最大的官员，职级从一品，相当于今天辽宁省省长兼原沈阳军区司令员。

赵尔巽非常器重蒋百里。当时大清刚刚经历长期战乱，急需强大的军事依仗。袁世凯就是借助这次机会，在天津训练出新军 7 万余人，一跃成为名臣的。其他地方督抚看着眼热，也想培养出自己的武装。而蒋百里正是合适的人选。于是赵尔巽破格提拔蒋百里，让年仅 25 岁的他成了正四品高官，相当于今天的副省长。

在年轻的蒋百里眼中，这是知遇之恩，他必当涌泉相报。然而东北的形势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当时东北军事机构一共有两个。一个是蒋百里负责练新军的督练公所，一个是整顿旧军的巡防营务处。

在旧军看来，这些新军就是将来要对付他们的，于是蒋百里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他被旧军百般刁难，到任三个月，一事无成。后来有人劝说蒋百里去德国深造，前程更为远大。赵尔巽一听蒋百里有心深造，立即答应全额付款以支持。在蒋百里的心中，人情债又多了一分。

1911 年，蒋百里学成归来，正巧赵尔巽辗转做官，又回到东北。赵尔巽非常高兴，奏请皇上让蒋百里继续练兵事业。然而还没等蒋百里铺开事业，武昌起义爆发了。消息传到关外，新旧两派军队乱作一团，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蒋百里对部下说：革命早晚必成，建议他们还是以南下参加革命为上策。部下听从了他的建议，星夜南下，投奔革命派，找到了组织。

我估计看到这里，人人都会奇怪：蒋百里这不是对形势把握得挺准的吗，他自己为什么不走呢？在我看来，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道德束缚。

赵尔巽对他有知遇之恩，练兵给人，留学给钱。一句话，赵尔巽待他不薄，他不能对不起赵尔巽。危急时刻弃赵尔巽不顾，蒋百里做不出来这样的事。最后，赵尔巽秘密与蒋百里进行了一番长谈，劝蒋百里赶紧离开东北。临行前，赵尔巽还给了他一笔路费。到这里，蒋百里自觉陪伴老上级到了最后，这才放心离开，南下投奔革命派。

我们可以将蒋百里看作梁启超的镜子。论及情谊，康有为是梁启超的老师，他二人的关系比赵尔巽和蒋百里的关系重要得多。论及待人不薄，袁世凯让梁启超当财政总长，每个月给 3 000 块大洋。而在当时，一个普通员工一个月工资才几块大洋。但是梁启超有与康有为、袁世凯翻脸的勇气，不对就是不对，不对就要反对。这样的梁启超受到指摘了吗？人们唯一对他诟病的只有「善变」这一点，有谁说他不道德了吗？

在这个世界上，活法看似千千万，归根到底只有两种：做人和做事。

做人的人会为自己订立极高的道德标准，时刻提醒自己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妥协尤其不行。就算泡在污泥浊水中，也要出淤泥而不染，保持人格清白。这样的人是道德的化身，承担着社会良心的责任。当人们身处社会乱象中感到迷惘时，他们总能像暗夜里的星光一样为人们指明道路。

做事的人的道德感没有做人的人那么高，对于一些社会不良现象有一定的容忍度。他们并非没有良心，而是在道德底线之上画出了比较大的活动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他们可以降价、打折、交换、妥协，其唯一目的就是把事情办成。

曾国藩对此的理解就非常透彻。初入官场，他对同僚们行贿受贿的做派极为不齿，决心不同流合污。这时的曾国藩就是个做人的人。然而当他负责一线事务的时候，他才知道成事有多难，需要多少人的协作，需要多少人进行交换、制衡与协调。从那之后，曾大帅融入了官场，也开始受贿了——每次 20 两，多了不要。从这时起，曾大帅就蜕变成了一个做事的人。

蒋百里这时或许没有心情思考这些。当他放下心理包袱，兴冲冲地跑到上海，准备加入革命派时，却发现那里早已没了他的位置。当初听他的劝去往南方的部下，如今已经在黄兴旗下的陆军部找到了位置，干得风生水起。一些激进的革命派甚至因为蒋百里曾替大清效力，还要处置他。好在有黄兴发话，蒋百里没受什么委屈。然而蒋百里自尊心很强，不愿意求人，只好黯然离开上海。最后他到底还是靠着朋友的帮助，在杭州找了一份参谋工作。这番动荡，才算告一段落。

动荡虽然过去，但发生在蒋百里身上类似的曲折，却一而再再而三地上演。他一生「不得志」的宿命，在此时已经埋下了种子。

校园枪声

1913 年 6 月 18 日清晨，保定军校。

一大早，校长蒋百里就召集全体师生训话。

我初到本校时，曾教导你们，我要你们做的事，你们必须办到。你们希望我做的事，我也必须办到。你们办不到，我要责罚你们。我办不到，我也要责罚我自己。现在看来你们一切都还好，没有对不起我的事。我自己却不能尽校长的责任，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