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周易说，我这个人易犯嘴煞。嘴煞是我们这儿一种很老的说法，就是说了不该说的话，有点类似于祸从口出的意思。我猜想它应该是源自某种古老的迷信：古人相信语言的力量，他们相信有些话语是具有魔力的，是不能轻易说的，一旦说出口就会引起某种后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名字——我前面说过，我们这儿不作兴喊死人的名字。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类似的嘴煞，比如说坐船的时候不能说白龙王爷的白字，进山的时候不能提八爷爷的八字（八爷爷是我们这里管山神的称呼，但也有人说八爷爷其实不是山神，是山里的野猪），如果要说八，就要用「滚」字来替代，相应的七是「草」，五是「汤」，所有的数字在不能提到的场合都有另外一种发音的说法。

那个时候他们还相信毛主席的名字也是有某种魔力的，因此提到毛主席，都只说「他老人家」，别的地方背毛主席语录，都是毛主席说什么什么，到了我们这儿，就变成他老人家说什么什么，搞得来我们这儿的知青都很别扭；而且他们最受不了的是，别的地方背毛主席语录都是理直气壮的，声音很洪亮，我们这儿说到「他老人家」都是悄声悄气的，生怕被什么东西听去似的。我们村里的老革命罗伯当年去县城学习作报告，为此还挨了县干部的批评，要把他的这个毛病纠过来，非要他大声把毛主席的名字给说出来，罗伯很惊吓地说：「不能说呵，说了折寿呵。」如果不是他这个老革命资格真的很老，差一点老革命被打成反革命。但这反过来说明，当年毛主席在人们的心中是跟神一样的存在，因此他老人家是轻易叫不得的——当一个名字有太大力量的时候，常挂在嘴边就会折寿。

至今我们这边的老人还有这样的迷信，他们说话里面会夹有很多隐语，指代那些他们认为不能说出来的名词，听他们说话会非常困难，简直就像听天书一样。

我的朋友周易说，我这个人易犯嘴煞，他会算命，我们在县中的时候，他就说过，我将来要坏就坏在一张嘴上。结果真的被他说中了，我在那场愚蠢的运动当中，就是因为说了某些不该说的话，提了某个不该提的名字，犯了嘴煞，以至于我最终一无所获地再次回到了我出生的地方——某些时候，我甚至认为自己落入了跟我的小叔叔相似的命运里：我的奶奶很是为我是个大学生而自豪，因此我始终没胆子去告诉她，我最终并没有拿到大学文凭，也不会有单位敢于接收我的档案——我变成了一个无处可去的人，也就是城里人所说的社会青年，我们这里叫赖子的。

我最后一次见到我奶奶，是她老人家到县城派出所把我领出来，时隔十多年，她又一次撇着两只小脚走在那条进城的土路上，就跟当年去领我的小叔叔一样，这一次她是去领她的孙子。

我的奶奶自觉是个命很硬的人，她家里的男人一个个走在了她的前面，自打嫁给我的爷爷之后，她的一辈子都在吃苦，她原本以为她可以享我的福，结果她的希望又再一次落空了。

我的奶奶很镇静，她把我从派出所领出来，呸了一口痰在县城的大街上，从衣襟里面拿出烟叶子来卷（她还是穿土布衫子），我帮她点上火，她抽一口，说，她这辈子替我们家的男人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