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廷黻回忆录读后感锦集
《蒋廷黻回忆录》是一本由蒋廷黻著作，岳麓书社出版的简裝本图书，本书定价：13.8，页数：237，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蒋廷黻回忆录》读后感(一)：书生从政的可爱
可能是翻译的缘故，蒋廷黻老先生这部回忆录远没有《中国近代史》那么有魅力。甚觉好玩的是老先生从政后与衮衮诸公争论的片断，让人觉得书生若不实现转型，从起政来真是可爱，理论与现实政治，哎..
《蒋廷黻回忆录》读后感(二)：译笔太差
译笔差得有点出人意料，很多句子可以看到英文的痕迹。有些是前后的因果关系、时间关系也翻译得不清不楚。地名等更加没有深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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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本书，也隐约觉得蒋在远见、私德上不如胡适，但是口才极佳，为人手腕也十分圆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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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看完，暂且收回前面这段话。该书的后半部比前半部好看。
《蒋廷黻回忆录》读后感(三)：蒋廷黻二三事
原文发表于
http://www.luanxiang.org/blog/？p=498
我说过，读各种各样的书，比照、互证、甄别，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的文本中复现，展现出不同的侧面，最后才能构建出完整、立体、真切的世界。
最近又看了篇关于蒋廷黻先生的文章，也来说说蒋先生二三事吧。
蒋先生生于湖南宝庆（今绍阳），早年赴长沙求学。他注意到，1900年前后湖南还相当封闭，而到了1906年，受外国影响已经很深，洋火洋油已不稀奇，三湘学人更流传“中国若为德意志，湖南必为普鲁士”的说法。另一方面，同为湖南人的何兆武先生，幼年在北京上学，少年时期回过一次湖南，发现“那里远不如北京开化”，但“学生的古文功底非常好，学习刻苦，且写字仍旧用毛笔，句号也是一个圈”。
蒋先生赴美留学归来（关于赴美一事，充满机缘和波折，可参考他的回忆录），在清华教授历史。对比西洋史学，他发现中国历史学固然史料丰富，却缺乏整体的理解和共同的规范，因此，他大刀阔斧地搞起了改革。所以何炳棣回忆说，清华历史系在蒋廷黻、雷海宗的领导下，隐约形成了与王国维、陈寅恪不同的另一种学派：重分析、重对历史的整体理解。所以，薄薄的一本《中国近代史大纲》，“为中国近代史建立了科学的基础”（李济之语），遂成传世之作。
蒋先生也谈到张伯苓。张氏固然太重致用之学，“xx有什么用”、“xx有什么好处”之类的问题，颇引起某些教授的不快，甚至引发李济之的离去，蒋先生对他仍是崇敬有加，因为他“超越党派亦不支持任何不正当活动”，“生活朴实又极具人情味”。抗战爆发前期，蒋先生一派主张先作好准备再行开展。张伯苓则因为南开被炸，力排“低调言论”，又因委员长“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的表态对他感激备至，四八年接受考试院长一职（由此“一脚踩进臭水沟”，成了“前朝遗老”，当然，这是后话）。
蒋先生受委员长之邀，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大抵相当于今日国务院研究室主任）。此等“从政”举动，众学者颇不以为然，唯有胡适能体谅，赠他丁文江的两句诗：寄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
上任之后，蒋先生亲赴四处调查，获取实际情况，并力图找出政府低效、臃肿的症结，从根本上改革。由此开罪四方，他的老朋友翁文灏评价他是：瓷器店中的猛牛。朋友们连连摇头：廷黻的湖南脾气又发作了。
既然当不成政务处长，蒋介石将他外派到莫斯科作大使。因为苏联政府严禁人民与外国人来往，在莫斯科的各国外交官过从甚密。英法两国武官都认为，苏联军人不够勇敢。蒋先生此行的见闻，更印证了他1934年考察苏联的印象：关于工人的训练，“一定是幼稚的工人受了马克思主义教条宣传的杰作，这是一种可笑的阶级意识”，他并观察到，苏联的恐怖气氛更加浓重了，工业化运动导致人民生活水准的降低，而军人的吃、穿、住都比较好。
联系到束星北对苏联糟糕的印象，以及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和安德烈·纪德的《从苏联归来》，我们大致可以知道，苏联从建立伊始，宣传工作就做得很好吧。
蒋先生曾代表国民政府，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唐德刚在论及胡适时说：“之前那代留学生，英语讲得都不够地道，笔者就听过蒋廷黻先生在联大的发言，乖乖，那一口宝庆英语……”。另据报载，1950年11月，我国代表团出席了联大关于“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当时，蒋介石集团还占据着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听完“蒋介石的代表蒋廷黻”的发言，我国团长伍修权义正辞严：“我怀疑这个发言的人根本不是中国人，因为伟大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的语言，他都不会讲！” 结果，“蒋廷黻狼狈不堪”。
《蒋廷黻回忆录》读后感(四)：为官为学两遗憾
因为“拉一把工程”，《蒋廷黻回忆录》成为本工程的第一册学习课本。
必须承认在翻开这本书之前，是有过许多想象的。正如曾跟C老师说到的“作为一个学者，一位在学界政坛有影响的学者，他的视角应该是独特而具有穿透性的。”，或者他能解开我一直的疑惑：“一个最早开始革命的政党，建立起来的政府却如此腐败，竟无法摆脱前朝的阴影？”。
可是坦率地说，蒋先生的这本书并没有给我提供过多的信息，本来那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震动。而这位被称为“民国以来学者从政中最有成就的一位，誉为国士无双也不为过”的蒋先生却删繁就简、句短言略。叙述中只见大概，而没有任何生动的细节；言语间斟词酌句，而没有丝毫外泄的情感。因为手头并没有太多的资料，那么也就只能就这一本小书，乱讲一些自己的感想。
我想蒋最受非议之处恐怕就是他的弃教从政。其实在教会学校时期，蒋廷黻先生的救国梦就已经开始萌生。他喜欢扮演军事领袖，打败入侵的外国人。而他对政治的浓烈兴趣从他进入哥大的转系便可看出来，这也是为他后来弃教从政打下了伏笔。从新闻到政治，从政治到历史，蒋先生对历史学的看法非常有趣，这从他评论杨树达先生的一段文字便可窥一二：“他（杨树达）晓得各种版本的《汉书》和《后汉书》。他对各种版本真伪的鉴定以及章句解释可以说无出其右者。他是这两本古书的最高权威。但他教了一年以后，如果有人问他：‘杨教授，你能给学生和我正确扼要地都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汉代重要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如何吗？’他会说：‘我从没想过这些。书中没有讨论过这类问题。’”这种“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的方法，在蒋廷黻看来是“已经落伍，不能再继续下去”可见蒋先生的信念是研究历史中的政治，从而影响当前的政治。这个，才是他学术研究的真正方向。这样的理想，这样的所谓“政治救国”的理念在当时行得通吗？
在回忆录第十五章，“行政院政务处长时期”——也是我唯一读了两次的一章。蒋廷黻不动声色地叙述了奉命改革中央政府的开始到结束，也叙述了他从政务处长到负责地方行政改革，再改任驻苏大使的经历。其中的激烈、矛盾不难揣测。从这一篇，也可以看出蒋先生尽管有那么强烈的政治诉求，尽管他受了那么多年的西方教育，尽管他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可他骨子里还是一位中国的知识分子，匹夫有责，匡扶社稷是他心中的圣火，但也正因为他只是一位知识分子，所以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所谓“一柱擎天的力量”。可他心中的“领袖”呢？从任命他为政务处长到逐他出改革中心，恐怕蒋介石只不过是想把当时一批具有清望和才干的知识分子当成装饰品而已吧？或者说，蒋介石只是看重蒋廷黻的名望才能，但也仅仅只是看重，而非信任？毕竟信任和看重有着很大的差别呵！
蒋先生在书中曾颇为自许地写到“研究外交文献六年使我成了这方面的专家。”余生也晚，况且孤陋寡闻，但在书中以及能够读到的历史并没有看出蒋先生在外交方面有多大的建树。政治家是政治家，政客就是政客，知识分子也只能是知识分子，政治家的理性要高于知识分子的梦想，政治家的见识当然与政客是天壤之别，知识分子吗？最容易被利用而不自知！
在字里行间，蒋先生也有许多地方让我折服，在历史研究方面，在教书育人方面，在学识为人方面……比如为了为了掌握李鸿章从事外交活动的史料，他走访了许多李鸿章的旧部或助手；比如建清华历史系时大胆引进新人才；又比如亲自带领学生去调查八台村的村史；比如他的“但就公务员说，我不能把公职作为礼物，酬应私人。”（此话当让官场某公汗颜。可是想想，国家机器里的高级官员最终彰显的只是个人操守，是不是也是一种悲哀？）
看看蒋先生的一生，政坛上政治改革破产，学术生涯也因各种变故而打断，窃以为，蒋先生若继续在教坛上执教下去，也许会是一番新的局面，而不是象现在一样，为官为学都留下了无比的遗憾。
《蒋廷黻回忆录》读后感(五)：1946，尴尬的蒋廷黻
我们一般觉得，在近代中国，蒋廷黻应该属于生前赫赫、身后寂寞的那种。在关注“失踪者”的今天，生前赫赫、身后寂寞者本最具“发现价值”而应先行得到研究，从而被“发明”，乃至树旗立帜。但自陈旭麓先生提出“存其文而原其人”已经十六年过去了，蒋廷黻仍是少有知者。仔细想来，他的身后寂寞，不仅是时局的背景，更缘于尴尬的人生取态。他在学者和官僚两线奋斗，而两边都没能一逞才力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时局可以转移，后者却成为抹不去的尴尬。
据曾专门研究蒋廷黻的美国学者查尔斯•R•里利从蒋氏日记中的发现，自述生平的《蒋廷黻回忆录》的手稿应该始作于1946年10月，到1947年4月完成。就在1946年，蒋廷黻已经被尴尬的光柱定了格。
蒋廷黻的学术生涯以中国近代史研究（包括史料的编纂）和对清华历史系的改革最为著名。他希望能以一本“近百年中国史”在中国学术界奠定自己的“永久地位”。而1946年，距1934年《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的出版已经12年，距他1935年离开清华历史系已近11年，距1938年《中国近代史》的出版已经8年。甫一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时，他还称自己更加喜欢教授生活，当回想起与充当教师有关的悠闲的生活、书籍和著作之际，有时不禁潸然泪下。“一入侯门深似海”，1946年的蒋廷黻是仍怀回望之心，还是已经意识到难操旧业，我们不得而知。但他曾经坦承1938年时的感觉：“我在清华教学的时候，原想费十年功夫写部近代史。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似乎一天少一天。”所以虽然在汉口身边图书资料甚少，他还是要“趁机”把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就是《中国近代史》背后的幽怀。从“永久地位”的厚望、“十年功夫”的笃愿到“初步报告”的急就章，我们约略可以猜出他“一天少一天”的心境，宿愿难成，战中得间，匆匆作以小结，几分无奈是掩饰不了的。后人更可以看到，这个“初步报告”已经没有了再次写作的机会。1946年，蒋廷黻被迫辞去善后救济总署署长之职，蛰居沪上。从此时起到1947年7月驻联合国有近一年的空闲时间，但他没有继续《中国近代史》的写作。“学术”和他之间已有一段距离。
自1935年底“出山”到1965年去世，一生总共70年的蒋廷黻在官场浮浮沉沉了30年，这是他后半生的社会位置。1946年前，他曾就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处长、国民党政府驻苏联大使、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等职，他还能利用自己的学养对时局做出敏锐的判断，进而在风云变幻的二战世界政坛纵横一番，还有机会根据自己对中国情况的调查研究提出行政改革的方案，还能与国民党政府内实权在握的保守官员往来征战，尽管以失败告终，总算是践履了“学者从政”的抱负。一句“廷黻的湖南脾气又发作了”，让我们联想彼时蒋廷黻的意气与豪情。1946年后，他先是辞职待命，继而在驻联合国的职位上一呆就是将近15年，再任台湾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尽是外交之职，蒋介石政府的中央已经没有他的一席之地了。少年蒋廷黻在流行着“中国若是德意志，湖南定为普鲁士”的口号的长沙求学，他当时就“肯定”了一件事：“所有中国青年都应该努力用功，以备将来为国牺牲。”在少年的强国梦中，他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选择教育、财政或农业，而是要做军事领袖。在哥大，他的专业经历了从新闻学到政治学、再到历史学的转变，而一变再变的目的全在于“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进而“左右政治”。“历史研究－从政－救国”，这是他的理想的序列。但1946年的蒋廷黻再也无法在中国政坛上大展拳脚了。大约在写作回忆录期间或稍后，他拒不出任驻印度大使和北平市市长，或许是在等待期望中的任命，也可能是想稍作休息，重行布画。他还很有自信，回忆录中还经常流露出深信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和欣赏，还在谈自己的改革措施的必要。对中国政治根深蒂固的痼疾的深思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是并存于心的。但是，1946年，于蒋廷黻而言，“政治”正延展成为一条无法向前的不归路。
同担道统与治统、兼具学者与官僚双重社会角色，这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特殊社会生存形态。蒋廷黻是“中世纪”的批判者，却吊诡式地心仪这种人生姿态并躬行实践。加之在美国留学时进步主义的深刻影响，不管是主张现代“专制”还是后来转向自由政治，蒋廷黻一生都坚持以秩序为前提。这样一个要从政而又坚持秩序的人自然只能作现政府的“国士”。1946年的时候，蒋廷黻还无比美好地描绘了士大夫的人生：“为官期间，他们在坎坷旅途上体验人生，吸取经验。另一方面视环境许可及个人的兴趣，再去读书思考。到了晚年，他们的书读通了，阅历深了，思考成熟了。有的适时成为名副其实的饱学之士，有的成为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但当时中国已无许可他如此的“环境”，这段接近理想状态的描述的背后似乎也藏有不无酸楚的夫子自道。回忆录中写到少年赴长沙求学时，他忆起了自己途中望见过的曾国藩的故居。这位被他誉为“中国十九世纪最负盛名的政治家”的乡贤，正是愈到晚年愈见士大夫的修为，与回忆者的最后二十年恰成对照。他不知道，在他的身后，朋友陈之迈借用庾信《哀江南赋序》中的“昔桓君山之志事，杜元凯之平生，并有著书，咸能自序”来惋惜他的“志事”与“平生”，相较而出的无尽憾叹更不啻为1500年后的苍凉回响。
在他生活的时代，蒋廷黻并不寂寞。他的友人中就有长长的同道名单，胡适、丁文江、罗家伦、翁文灏，等等等等，他们都深具士大夫的意态，只有实践程度和形式的差别而已。他们内心有自己的调适，也都有难以化解的紧张。在民国作士大夫而又均具新学乃至留洋的背景，新旧思想共同支撑了他们士大夫的心态，也使他们活得都不那么轻松。他们的时运也几于同步。蒋廷黻的尴尬，在这个群体身上都有所印证。但当时，他们却不曾这般想过，“士大夫”还是一个美好的梦、一条理想的路。“士大夫耻言利。这是我们的传统。历代的圣贤讲究立德立功立言，却没有半句话讲发财的。时至今日，这种传统尚有几分效力。”蒋廷黻以士大夫为世范之榜样，借士大夫表白自己的“事业的人生观”，甚至认为“如果知识分子能保存士大夫传统的气节，我们可能超度西洋近三百年的历史”，足见安身立命的抉择。“出山要比在山清”一句的转相共勉，更表达了这个群体的豪杰气。但对士大夫的此等称许中有多少对中国文化的赞扬，又有多少借中国文化而表出之现代思想追寻，实在耐人寻味。晚近，余英时先生在对顾颉刚的研究中再次提到现代知识分子中西思想背景之分的问题，因为“曾在《新潮》上痛批旧家庭弊病”的顾颉刚恰恰“心理的传统积淀竟是既厚且重”，余先生论到：
一百多年来中国学人笔下所津津乐道的‘新’与‘旧’、‘进 步’与‘落伍’、‘传统’与‘现代’、‘西方’与‘中国’、‘革命’与‘反动’等等二分法都是经不起分析的。在实际生活中的‘人’本来就是‘一堆矛盾’（‘a bundle of contradictions’），愈在变动剧烈的时代，愈是如此。另一位‘五四’先锋——傅斯年——在无意中点破了这个真理。他说：‘我们的思想新、信仰新；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胡适听了这番深透的议论后，评论说：‘孟真此论甚中肯。’
这样的标本，蒋廷黻和丁文江大概最合格。蒋廷黻在学问的领域、路数和政治的主张上，乃至在生活中，在在都是西方思想和现代知识的体现。他的女儿甚至对研究者说自己“感到已不能确认父亲究竟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但他的“安身立命”中却反复呈现出“传统”的影子。他甚至可以一边很“新文化”地批评士大夫“知道书本，不知道事实”、不了解民生的实际情况等等，甚至说“士大夫阶级的破产”；一边无限向往于士大夫的人生境界，甚至希望学生能够步他的后尘：“学习历史以备从政之用，此一见解倒是深获我心。在过去，不分中外，许多历史学家均能身居政府要津即其适例”。其实，“点破”往往恰意味着关注与疑惑、纠葛与不解，“一堆矛盾”才是精到的意象。鲁迅曾作诗云“两间余一人”，也颇可移来比附这个群体在旧时代与新时代之间的位置和状态。但是，1946年，对学人思想的中西之惑似乎应让位于现实环境的压力。大战已经结束。在战争中，国民党政府的权力大为延伸，从后见之明来看，这个群体仅有的一点能够“纵横驰骋”的空间也在缩小，外部环境的压力将日益放大、外化他们的紧张和尴尬。
1946年，蒋廷黻与同为他平生志业的学术和政治之间似乎都有一些距离。于是，他回向自身，将自己的尴尬舒展流畅地写进了回忆录。
《蒋廷黻回忆录》读后感(六)：蒋廷黻回忆录
《蒋廷黻回忆录》是岳麓书社刊行的“海外名家名作”之一种，这套丛书还包括周策纵的《五四运动史》、李欧梵的《铁屋中的呐喊》、蒋梦麟的《西潮·新潮》、唐德刚的《晚清七十年》、汪荣祖的《走向世界的挫折》、吴相湘的《晏阳初传》、王尔敏的《明清时代庶民文化生活》、张朋园的《湖南现代化的早期进展》、萧公权的《十九世纪中国乡村研究》、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丛书的作者都是海外著名的华人汉学家，这套丛书在学界产生的影响自不待言，只要稍微关注中国近现代文史研究的，自会明白这套丛书的分量。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晚清七十年》被查禁，虽对丛书未及伤筋动骨，但也算是损失了一员猛将。这套丛书是一个开放式的状态，还会不断收入同性质的书籍。
最近，因工作之便将《蒋廷黻回忆录》翻阅了一遍，感觉还有一些话想说，就都记下来吧。 蒋廷黻，1895年生于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今属邵东县）楮塘铺，1965年卒于纽约。蒋先生是我的乡贤，在读他少年时期生活时，我感觉很亲切，那里也曾有我生活的影子。那些人们、习俗、地名还有山川地貌，虽然已经过去了近百年，还是留有当时的痕迹。现代文学史上的周氏兄弟——鲁迅与周作人，是浙江绍兴人士，兄弟二人都很注意乡邦文献的整理，也常以自己的桑梓能有那么多的贤达名流为傲。当时念大学的时候，我就特别羡慕绍兴这个地方，从古至今怎么能出那么多的人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真是了不起。绍兴也是我一直想去游览的地方，那里有太多的故事可以追寻。再来看看我的故乡，以前被人问及是哪里人的时候，我就会回答：邵阳，没听说过吧？就是魏源和蔡锷的故乡，高中历史书里说的那个。我能拿出来说的也就是这两位了。
后来，在读书的过程中，又了解到蒋先生也是邵阳人，于是就比较的关注起他来了。蒋先生的著述不多，以《中国近代史》一书奠定其在学界的地位，其他还辑录有《近代中国外交史料辑要》，应该还会有一些文章散布在当时的期刊杂志上，1932年先生与胡适、丁文江等创办《独立评论》，就在上面发表过不少文章。较为遗憾的是，今天还没有一本较为完整地收入先生作品的集子问世，这个工作是值得一做的。我曾认真仔细地读过先生的《中国近代史》，薄薄的一册，内容是显得有些单薄，可是整书的结构奠定了以后治中国近代史的方向，可谓有开创之功。后来，蒋先生在海外的学生郭廷以先生——也是治中国近代史的大家（著有《中国近代史纲》，上海人民出版社）就大加褒奖先生这本小册子的功绩。现在书里的内容我已经忘的差不多了，但是有一个观点我的印象很深刻，现在还记得。先生在谈到曾国藩当年的“湘军”时，说“湘军”是地方拥有自主军队的起始，这对以后的北洋军阀各自拥兵自重，导致地方割据开了一个不好的头。这个观点不一定大家都赞成，但是这种长远的历史眼光，以及善于多面思考的方式，却有独到之处。
1923年，先生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旋即归国，先后任教于南开大学、清华大学历史系。在《回忆录》中，先生谈及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因为蒋先生是新从美国回来的年轻博士，受西洋文化的熏陶较深。所以先生认为“张伯苓和南开太土、太保守。其他一些年轻人也和我有相同的看法。经过深思，特别是若干年后，我对张氏反倒越来越崇敬了。事实很简单，因为中国没有高度的知识水准。我想即使张伯苓改换了他的生活方式也不会给中国带来任何好处。张认为如果他从事政治，他可能做了很大的官。但官位是不稳的东西，他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保持，于是就没有太多的时间从事建设事业。他如果从海军转到陆军也可能成为中国攫夺大权的军人之一。但是他同样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保持官位。因此，他才集中毕生精力，致力于办学。他终生不倦，信守他的原则。他为教育才去交接各方面的朋友，并非因为他自己的光荣和事业。”（第93页）这里似乎也可以从一个侧面看出先生后来弃教从政的一点甘苦，也可看出张伯苓对教育事业的热衷。
在南开时，先生谈到了1925年，陕西省长刘镇华将军聘请著名学者暑期到西北大学演讲的事情。因为西北大学是他创办的，他想以此来壮大西北大学的声势。我感兴趣的是在这次同行中有鲁迅先生，我想知道蒋先生会不会谈到一点关于鲁迅的东西。看到后面，不曾令我失望，蒋先生对鲁迅的记录如下：
演讲人中有鲁迅，他后来成为名小说家，“支持”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我们还闻不到他有什么共产味道。他曾出版过一本《中国小说史略》。书中铺陈的全是旧说，很少有新义，据我所知，他在西安所讲的仍为他那本书中的旧套。他有点儿瘸，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他和我们相处不仅很客气，甚至可以说有点胆怯。有一天我看到他和一群孩子们一起玩一门青铜造的玩具炮。他告诉我，如果把一个小石子放在适当的位置上，可以弹出二十码远，像弹弓一样。他说那门玩具炮可能是唐代设计的，但他买时价钱很低，所以他不相信那是唐代的东西。我问他为什么不相信？他说：“如果我一定说是唐代的古物，别人就一定说它不是。如果我一开始说它可能不是，就不会引起争论了。”在鉴定古物方面，他倒是个不与人争的人。人们绝不会料到他居然是一个文学与政治纷争中的重要人物。（第114—115页）
这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来观察鲁迅，就全部记录于此，也算是一则关于鲁迅的史料。
在谈到清华时，先生认为清华有两项措施值得称道。清华成立不久，底子较薄，无法延请名师。所以，清华就想出了一个延揽名师的办法。“就待遇的标准说，清华是按照教育部规定的，但清华另外规定有休假，并可以供给休假旅费；上课钟点少，较其他大学进修的时间多；图书馆、化验室的经费也比其他学校充足。如果一个人为了拿薪水，就不必到清华。但是如果为了研究、写作、进修，他就会到清华来。此外根据清华评议会所拟的规定，清华可以资助学者进修深造。以上规定，使清华建立一种看不见，但却极有效力的延揽人才的制度。那段时日中，我们能够从其它大学挖来著名学者，他们来清华不是因为待遇优厚，而是为了做学问。”（第128页）据我所知，朱自清、闻一多就被延揽至清华，可能就是受到这一制度的影响。另一项则是，清华的老师大部分是留学归国，没法教授与中国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他们学的都是西方的那套，“他们能从最早的柏拉图讲到当代的拉斯基，但却没有一个能讲授中国政治思想演进情形的。”（第128页）清华在这方面则提议“担任社会科学的教授，如果他想要放弃原有西方国家的课程改授中国方面的课程，都可以减少他授课的时数，增加研究及实地考察等等方面的补助。如此一来，经过三两年时间，他就可以教授中国政治思想、中国政府或中国经济等课程了。”（第129页）清华在培养新人方面做的很人性化，这些值得今天很多高校学习。因为，我知道有些大学教师靠着一门课就可以混一辈子，每年都教相同的内容，不思进取。当然也有老师会开不同的课，这样也拓展了自己研究的范围。
先生是一个很爱书的人，在清华教书的时候，书商们知道先生爱书，经常将新进的书单送至先生手中，任其挑选。“起初，我常去琉璃厂旧书店去找我所需要的资料。渐渐的，书店老板把我当作好顾客，开始到清华来找我。在这段时期，我按计划购买书籍。每届周三，从上午九时到十二时，我接待琉璃厂的书商。他们到图书馆中我的书房来，每人先给我一张作者及书名的目录，我可以从目录中找出我有兴趣的书籍。如果某一本书可能对我有价值，我把它送到图书馆当局审查、估价。书商在走廊上排成一排每人都带着他们要卖的书，这样成了一个惯例。有时他们知道我所需要的书而他们自己又没有，他们就写信通知全国有往来的同行，代我去搜寻。”（第133页）这种读书人与书商之间除了利益之外，而建立的感情，我在其他多处也读到过。今天读来却是让人怀念。蒋先生还谈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现记录于下：
任何一位学者，一旦到了北平，就会染上搜集旧书的癖好。这种癖好很有传染性。有一次，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先生要我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里。我们在一起有一个小时。他监视我，我监视他。我们找资料时，他问我对那一方面特别有兴趣。我找到两本小册子，第一本是《文祥年谱》。文系清代外交界的巨擘。第二本是有关鸦片买卖的书籍。袁先生对这两本书似乎都不太有兴趣，我私下很高兴。我们分手后，他回北平图书馆，我回俱乐部，当他远离我后，我又转回去买那两本书，但当我半小时回到那里向书主购买时，书主告诉我袁先生已经捷足先登把那两本书买走了。（第133页）
读到此处，我真为两人的可爱而狡黠喷饭，真是两个老狐狸，但是那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以上所记多具史料的价值，我较感兴趣的一个地方还有先生少年时期所受教育问题。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先生年少时候的教育。先生六岁入私塾，学《三字经》《四书五经》等中国传统读物，十岁离家入长沙明德小学，这已经是废科举后，湖南较早成立的现代学堂，次年转入湘潭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的益智学堂，开始学习英文等现代西方知识。这一时期，对先生影响较著的是他的二伯。因为二伯在读书考取功名的路上受了挫，转而经商，就将读书的期望寄托于子侄辈，所以特别注意子侄的教育问题。从入私塾到现代学堂，再到教会学校，都是二伯一手促成。我对二伯这样一个人，很敬佩。他的眼光和胸襟，在当时走在一般人前面。没有那种封建大家庭中占小便宜的思想，这与他能够在城里经商，见世面也会有点关系。入读教会学校，这或许是先生一生的一大转折。我因硕士论文与教会学校相关，对此一时期就更加关注。近代以来，教会学校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许多知识分子都是通过教会学校，最终走上出国深造的道路。蒋先生亦复如此。蒋先生以十六岁的年纪，独自赴美留学，身上仅有车资，给我留下了较深的印象，这实在也是要一番胆识，我也看到了湖南人敢于闯天下的精神。
《蒋廷黻回忆录》读后感(七)：“不能自立而要救国，这是自欺欺人的事情，切不可作”
已然数不清楚廷黻先生当年那本《中国近代史》的小册子于今到底以多少种不同封面、标题或出版社，乃至以“足本”、“某某力荐”、“某某必读”等各类浮夸广告泛滥流通于书肆了。我常常感到上述的乱象不仅不是对廷黻先生学术与生平的缅怀与追念，反而是一种十分可鄙且粗暴的对逝者的“消费”，倘若一位读者真正想要了解蒋廷黻这个人，理解他”学而优则仕“的人生选择，明白他在《中国近代史》里论述的时代意义和现实关怀，读一读他这本《回忆录》或许是很有价值的。
《回忆录》并不完整，因廷黻先生的猝然离世，该书只完成了原计划的三分之二，抗战之后其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以及在联合国及驻美大使任上的经历都付之阙如了。最近由新星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或许是一个弥补这一损失的比较好的版本，它在附录里收录了若干哈佛大学燕京学社所藏的蒋廷黻资料影印件，包括其自撰的英文“简介”（Tingfu F.Tsiang）、“传记提纲”（Biographical Sketch of H.E.Dr. Tingfu F. Tsiang）、自撰的“我的个人生活”（My Private Life）以及“我的政治生涯”（My Political Career），其中的内容多有涉及抗战之后的行止，也可以使读者一窥《回忆录》原计划可能会涉及到的内容。
《回忆录》引人入胜之处在于，它清晰展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变动的大时代下的生命历程。读《回忆录》的时候，仿佛也就跟随着廷黻先生的脚步，从闭锁而充满田园诗风情的湖南宝庆走出，一路到美国求学，再到一战中的法国服务，回国于南开、清华任教，在《独立评论》上激扬文字，旋得蒋委员长青睐，衔命出使苏联，终于弃学入仕，供职行政院政务处，为抗战中的中国出力。《回忆录》不仅记下了廷黻先生的所见所闻，也备载了其对各类人或事的所思所想，从中不难看到廷黻先生本人在许多问题（特别是就中国社会的发展路径，对日外交策略，以及国民政府的用人行政）上的真知灼见。以下便拉拉杂杂写一些阅读过程中的感想：
一、蒋廷黻的教育及其天赋
过去或许是因为看钱钟书《围城》的缘故，对于民国的知识人总有一些偏见和误解，总觉大多数人的成名只是因缘际会，遭逢时事，只要彼时家境尚称优渥，即便只有中材之资，但凡能出国游学若干时日的，回国之后往往都能在大学里谋到教职，若是还有闲暇留些撰述，“名重士林”也殊非难事，想到此处也颇愤恨自己的生不逢时的。不过读完《回忆录》使我上述的看法大大改观了，至少仅就蒋廷黻来说，他的成名实非幸至，而是确有异于常人的才华的。《回忆录》最初的几章里留下了许多他幼年聪颖的证据，不过尤使我感到惊异的是蒋廷黻的二伯父对廷黻学业从不间断地帮助与提携，二伯父自己并非没有孩子，然而他很快意识到自己的亲生儿子并不是读书的一块料：“他的独生子（我们称他三堂弟）没有念书的兴趣。不论他父亲如何惩罚他，他仍逃学。”（《回忆录》，新星出版社2016年，第27页）于是二伯父把家族的希望都寄托在年幼的廷黻身上，大环境的变化更让他坚信：“不管中国怎么变，他的侄辈欲求发展只有读书一途。”（《回忆录》，第27页）他不断给廷黻更换私塾和学校，寻找最好的老师和教学环境，直至把他送进美国传教士开办的湘潭长老会学校，由此也埋下了廷黻之后孤身赴美求学的伏笔。可以说，如果没有二伯父始终如一的鼎力支持，廷黻纵有读书的天赋也很难有之后那样辉煌的成就。
《回忆录》中的这一段令人思考中国前现代社会里宗族式的大家庭在子弟成员的教育培养上比之现代社会常见的三口之家或许有其独特的优势，最近翻阅蒋介石的《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内中有谓：“在农业社会大家族制度之下，养育儿童是家族共同的责任。即令父母不存，只要他家中有尊长，就会教养他成人······大家族重视儿童为家族的命脉，却是现代城市里小家庭所未有的。”（《三民主义》附录，正中书局1954年，第13-14页）这或许是当时一些能从穷乡僻壤中走出来的近代学人所共通的背景（例如胡适、钱穆等等）。
廷黻在美国求学的经历尤能表现其过人的才能。无论是语言的习得（英文、拉丁文、法文、德文）还是与外国人的交流沟通，廷黻都可以称得上当时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在自撰的英文简介里他这样写：“He is ill at ease among strangers. He seems to make a great effort to overcome his innate shyness."）；而为了赚足学费与生活费，廷黻常常需要独自寻找各种工作机会，有时是在小教堂发表公开演说，有时是挨家挨户推销英文辞典，有时是在饭馆里端盘子作侍应生，林林总总的工作经历不仅使他的语言能力更上层楼，又锻炼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这些都成为了他以后开启个人学术和外交生涯的宝贵财富。
二、蒋廷黻对时局的研判
“救中国的念头一直潜伏在我的意识里，时隐时现。”（《回忆录》，第55页，而在My Private Career里，廷黻如是说：“All young men of my generation were distressed by the plight of China and felt it their duty to do something to save the country”）廷黻在美国的时光并未使他忘情于“救亡”的任务，这仿佛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但当他在1923年回国的时候，他已经在“救亡”的门外站了太久了。廷黻身处美国的岁月，使他没有机会亲眼目睹民初政局的乱象，他并不曾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为摇旗呐喊的先锋（这是他和胡适、傅斯年、罗家伦最大的不同），对此时在南方由国共联手掀起的“国民革命”也是兴趣缺缺。他此后在政论文章中所显露出的特有的冷静与理智似乎也可以归因于此长时间的“离场”，以至于相比同侪，廷黻总是能以独特的距离感去审视中国的问题。
廷黻在回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对东北问题抱以关注，在其1928年游历东北的时候，他已预感到中日两国会在不久的将来因东北问题而引起冲突。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无疑证实了廷黻的猜测，也使他意识到在此后维持一个合理的对日外交政策，对于保证中日间的和平，是极端重要的。上述看法，令廷黻不能认同当时青年学子一意请战的声浪，并怀疑主战言论的背后有政治势力主使：“主战情绪发展的逻辑是很简单的······所有反对中央政府的政客和军人，毫无例外的，一致要求立即对日作战······我认为爱国并不是反对中央政府者的专利······此种情形更使我要去努力阻止全面战争。“（《回忆录》，第137页）
本着避免与日本交战的思路，廷黻逐渐把他的对日认识与对国内政局的看法连接起来，既然“时间对中国是有力的”（《回忆录》，第116页），“中国弱、日本强不过是暂时现象”（《回忆录》，第136页），而“统一是中国富强的第一个步骤”（《回忆录》，第100页），那么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为中国各方面的建设争取充裕的时间，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廷黻的上述认识不期然地与九一八后蒋介石的内外政策若合符节：在《革命与专制》一文中对自由议会政治的抨击，是在对训政时期国民党的一党独裁做背书；对“剿共事实上等于变相的统一”的看法（《回忆录》，第148页）又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别无二致，也难怪蒋某人会对廷黻一介书生如此青眼有加，亲自出面邀其入阁从政了。
三、蒋廷黻对国民政府的认识
廷黻1935年最后选择入仕，正像其早年在哥大读书时由新闻系而政治系而历史系一样，只是为了寻找到一个能在将来“左右政治”的支点。然而残酷的现实是，他的一腔热血并没有换来其所希望的结果。廷黻看见了国民政府内部机构叠床架屋、效率低下，政客们争权夺利、蝇营狗苟，这与他心目中所期望的“中央政府”无疑是南辕北辙，他提出了改革中央政府行政的诸多意见，但无一得到蒋介石的采纳，问题不在于蒋介石没有用人的雅量（否则他也不必大废周章延揽廷黻入阁），而在于廷黻低估了国民党内部派系之间利益纠葛的复杂性。正如王奇生所指出的，蒋介石通过维持一种低度的独裁以派系纷争的最终仲裁者的面貌出现，借此蒋本人既巩固了自身的地位，也保持住了党内各派系间的平衡，因此不论廷黻的雄心如何的大，他立图打破既有利益格局的改造方案是一定不会成功的。
廷黻在驻苏大使任上迎来了抗战的爆发，标志着他阻止中日全面战争的期望彻底破灭了。他的出使苏联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源于政府中人一厢情愿的观点“认为苏联会介入我们的抗日战争“（《回忆录》，第190页），而廷黻抵达莫斯科后就立刻意识到了这种期望的不切实际，俄国人不仅不会主动对日作战，反而还在千方百计地怂恿中日尽早爆发战争，以缓解其东线所面临的压力（以至于廷黻一度怀疑西安事变乃俄人策划的结果）。然而当廷黻向国府反馈上述讯息时，却并没有得到高层的认同。
从《回忆录》末尾的内容也可以看到，无论是否出于本心，当廷黻在抗战爆发后回国二度出任行政院政务处长起，他的仕途已然是日薄西山了，他无法再向高层有所献替，在政府内的影响力也越来越低。1949年，当大陆江山易主的时候，廷黻最后选择了“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如同汤晏在叶公超的传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像廷黻一班少时留学西洋，学养深厚，又富有报国热忱的外交人才到了最后却不得不为一个偏安一隅的政权，被迫在一个日趋狭小的外交格局中发挥影响力，以至于廷黻在联合国的那十数年，只是绞尽脑汁，把大块的精力耗费在如何保住“中华民国”的联合国席位上，而叶公超则同样要面对着倨傲的日方代表，为签署一个早就放弃了任何赔偿要求的《中日和约》而心力交瘁。廷黻的晚年是他个人的不幸，更是时代的不幸。
很多人都对廷黻放弃走学术道路选择从政感到困惑和不解，认为他如果继续在学术上发展，定然会大有作为。可是从《回忆录》中显露出来的是这样的蒋廷黻，他有着过人的天赋和才华，又怀着炽烈的救国意愿，他一直寻找着一个能左右中国前途的地位，他不会安于坐在书斋之中，像胡适那样只是做一个“政府的诤友”，他要亲自上阵，折冲樽俎，可惜事实证明，政客与书生终究是两类人。在1938年，廷黻早早地写下自己的《遗嘱》，在《遗嘱》中，他对最终没有能阻止中日战争耿耿于怀，对自己没有能向当道有所劝谏感到惭愧，他大概不会想不到战争的发生并非一两个人所可挽救，他的遗憾或许更多只是对他“救国”志业挫败的惋惜。在《遗嘱》的末尾，廷黻嘱咐子女：“你们将来不可为国家之累。不能自立而要救国，这是自欺欺人的事情，切不可作······你们应该照你们自己的才能和兴趣，选一种职业准备自食其力，一切正当的职业，如忠实执行，都是光荣的。”这番话不仅是说给子女听，仿佛也是廷黻对自己前半生的总结与回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