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声唱》完成了，我跨时两年的小说，在秋风萧瑟中休止键盘，像一台揪心的戏剧落下帷幕。

失去父亲的悲伤，仍淤积在我的心房。他是在我未完成这部小说时去世的。他的骨灰至今仍寄存在青龙岗。在他未入土为安之前，我的哀思也无处安放。他的魂灵或许已到达天堂，或许还在我身边。怎样都可以，总之父亲在我心中是永久的存在。如今我越是看不见他，他的音容在我心目中却愈加清晰。

小说还是要写，就像生活还要继续。

更何况我的这部小说，父亲差点是全程的见证者。事实上初稿完成的时候，他还活着。可是我还要改，改了还要再改。父亲没有等我改完这部小说就走了。他走时像是很安详，或许是因为他和所有的子女都见了最后一面，也或许是因为医院给他使用了镇定的药。谁知道他有没有痛苦呢？父亲一生都是坚强和达观的人，即使大半辈子都是病魔缠身，但我从没见他喊痛。这个上岭村的男人，是上岭村最伟大的男人。

《蝉声唱》正是献给上岭村的男人的，是献给上岭村男人的一曲悲歌，或一杯甜酒。虽然故事里没有我的父亲，甚至真实的上岭村的男人也没有在故事里。唯一真名实姓在故事里的樊家宁，他的故事大半是虚构的。但是这部小说的后记，我必须讲真实和真正的上岭村的男人。他们其实也是小说的一部分。不讲他们，这部小说的意义达不到最大。

我要讲三个男人。

第一个男人是樊家宁。他是我的本家，扯远一点我可以叫他堂哥。我读高一的时候，他读高二。那年月高中是两年制。樊家宁高中毕业不久就当兵去了。那是 1978 年 12 月，樊家宁应征入伍，是我们上岭村唯独的一个。我们菁盛乡跟他一起入伍的还有两个人，一个叫罗梦迂，另一个我记不住姓名了。他们三个人入伍的欢送会，我去了。他们胸前的大红花，戴在各自往日穿的衣服上。我插在敲锣打鼓的人群中，羡慕的眼光看着他们，因为看上去他们的确很光荣。在那个年代，只有政审和身体都合格的人才能有那样的荣光。那时候我还想，如果一年后我报名参军，政审一定是存疑的，因为我父亲和母亲的原因（什么原因我后面会提到）。所以他们能参军，我羡慕是有道理的。我以欢喜和凝重两种心情送走他们，回学校继续念书。那年的雪居然下到山下的学校里来，被我们触摸。而往年的雪都停留在山顶上，白白的一片，让我们观望而已。那时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不好的兆头，恰恰相反，我觉得来年我一定能考上一所学校，至少是技工学校。

之后不久的一天，我在家，忽然望见河对岸的公路，驶过几辆解放牌的汽车。车上站满了人，所有人都兴奋地呼叫。后来我知道那是隔壁金钗乡支前的民兵。

再不久，战争爆发了。我天天看着报纸，都是胜利的消息和英雄的事迹。我记得最深的一位英雄，他叫岩龙，是个普通的战士，却是神枪手。他一下子干掉了几十个敌人。但是有一天，他胸前挂着一副缴获的望远镜，被敌人以为是指挥官，不幸中弹牺牲。我开始为我的堂哥樊家宁担心。

过了些天，乡里通知学校师生去参加追悼会。在乡政府的操场，我看到的两张遗像，并不是我的堂哥樊家宁，而是另两个与他一同参军的我菁盛乡中学的校友。他们的遗像还是穿着便服，说明他们连军装照还来不及拍就上了战场。我还记得名字的罗梦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一副好嗓子，他的歌喉我认为后来的刘欢、孙楠也比不上。但是他牺牲了，不到二十岁。

又过了些天，几辆解放牌汽车又从我家河对岸的公路驶过。是支前的隔壁金钗乡民兵回来了，他们悄无声息，人数也比去的时候少了。我继续担心我的堂哥樊家宁。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的堂哥樊家宁活着回来了。他只是负了伤，臀部被弹片削去了一块，复员后被安排在乡供销社，当工人。他上班时我见过他一面，他在卖酒。我上前和他打招呼，他没有理我。他对待其他人话也很少，非说不可才说的样子。我估摸他还在被战争的硝烟笼罩着。我问他至亲的人，他在战场上都经历了什么？他们说他什么都没告诉，只知道他在的部队是战地救护运输队，他是专门收尸的。我顿时毛骨悚然，再不敢去见他。

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我先分回菁盛乡中学工作。我在菁盛乡工作的一年，只远远见过他一次。他踉踉跄跄，像是喝醉的样子。但是我听说他结婚了，生了孩子。

后来我调走了，十多年没有回乡，也没有回上岭村。我每年都回上岭村是 2007 年以后的事情。我每次回上岭村，也没有见樊家宁，因为他在另外一个屯，而且那个屯在高山的 加载中...场里，我不上去，他不下来。我只是知道他下岗了，妻子还和他离了婚。就在 2014 年，我回上岭过清明节的时候，才知道他不在了。他从山上下来，就在我们上岭村的码头，跳河死了。

我难受了好几年。一直到现在，每次回上岭过河，我就会想起他，仿佛看见他在码头边的石崖上站立然后往下跳，河水迸溅出巨大的浪花，像是一颗炸弹在爆炸。他的生命和命运就终结或沉没在那波浪滚滚的河水里。我真想写这个男人的生命和命运。

《蝉声唱》写作的初衷、动机或灵感，的确和樊家宁有关或来自他。我把他单独构思了很久，迟迟没有开始写。我觉得光写他一个人还不够，或者说光写人的苦难还不够，我还得在小说中倾注足够的温情。

就在 2016 年，我的叔叔樊宝明去世了。我十分悲伤，他是我二十年来去世的至亲的人。二十年前去世的我至亲的人是我的外婆，再往前是我的爷爷。他们的去世也让我悲伤，但过了那么多年，我的悲伤已变成了思念。如今叔叔去世，悲伤再次袭击了我，让我猝不及防。

叔叔樊宝明是我要讲的第二个上岭村的男人。

我在叔叔去世的当晚，在殡仪馆，用手机写了一段文字，复制如下：

叔叔，在这个夜深人静的时刻，在望州路 308 号——所有活着的人惧怕来的地方。安灵厅 6，我静静地守着您，怀念您。几天后，我还是在这里，送您起飞，去往没有疾病、倾轧、贫困、欺凌的天国。您在人世遭受的疾病、倾轧、贫困、欺凌的折磨，终于摆脱给源源不断步您后尘的人，像辛劳一辈子的牛，卸掉了沉重的轭。

您是我的恩人，叔叔。在我十五岁那年高考落榜后，在我在建筑工地卸水泥搬砖五个月后，您找到了我，把我带来南宁，在您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