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时候，朱元璋最常玩的游戏之一是做皇帝。这给朱元璋灰暗的儿童时代带来了很大快乐。在游戏中他至高无上、无所不能，一切都在他的绝对主宰之下。做这种肆无忌惮的游戏时他绝不会想到自己有一天会真的登上皇位，不过，下层文化中对于「皇帝」的种种幻想潜移默化中被他深深吸纳进意识深处。自身权利极度贫乏的底层民众在幻想中把皇帝的权威夸大到无限的程度，就像以为皇帝成天在深宫里吃猪肉炖粉条一样，他们也同样认为做皇帝就是不受任何拘束，没有任何限制，高高在上，随心所欲。民间传说中，总有类似的故事：某个卑贱的下人，因为皇帝酒后一句口误，封他为某某王或者某某侯，他就真的成了王侯，因为天子口中无戏言。 

当真的做了皇帝时，朱元璋强横泼辣的举措证明他确实是按照一个放牛娃对「皇帝」一职的理解去履行职责的。事实上，历史上的皇权从来不是无限的，而是受到分权制、基层自治、个人能力等重重因素的制约的。在许多朝代，皇帝只管重大国策，日常政务由丞相等高级官员代理。唐朝的门下省可以驳回皇帝明显不合理的诏令，宋朝的参知政事可以扣留皇帝的手诏三日不传达。由于技术原因，大部分朝代里政府权力只能抵达县一级，县以下要靠乡绅协助进行乡村自治。唯有在朱元璋时代，皇权实现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扩张。皇权的触角如传说中巨章那恐怖的腕足一样，突破了所有限制，伸入到民间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大明天下的每一间草房，甚至每一个百姓的大脑。 

（二） 

大明王朝建立初期，有太多的社会现象令朱元璋不满。 

十多年的乱世对人的道德操守的摧破作用，朱元璋深有感受。他说：「民经世乱，欲度兵荒，务习奸猾，至难齐也。」天下大乱之际，暴力成了生存的理由，自私、狡猾、残忍是经过一次次生死劫难而幸存下来的人的必备品质，朱元璋自己就是最好的例子，而善良懦弱的顺民倒大多遭遇悲惨。经过十多年的战争，老百姓「为奸顽之人所引诱」「天下风移俗变」，汉人身上沦丧已久的野性初步觉醒，民风渐趋强悍，顺民品质严重退化。这是最令朱元璋担心的事。 

朱元璋知道，驯化人的精神远比控制他的身体要难。因此，最严重的问题是教育百姓。尚未开国之时，朱元璋就曾经对刘基指出「正人心」的重要性：「天下大乱之后，法度纵弛，当然要重新修订，使纪纲正而条目举。然而比这更重要的是明礼义，正人心，厚风俗，这才是治天下的根本。」他用精妙的比喻，满怀信心地说明改造百姓性格的可行性：「剽悍骄暴，不守王法，并非天下人的本性，而是在乱世中养成的不良习气。如果有效地化民成俗，统一民众的思想，则剽悍者可以变得善柔，骄暴者可以变得循帖。这就好比那狂暴的劣马，如果调御有道，久则自然驯熟。」 

因此，在百端待举、百废待兴的立国之初，朱元璋就把「化民成俗」放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为此调动大量行政资源，花费了巨大的心血。 

（三） 

朱元璋「化民成俗」的思路极富前瞻性和现代性。 

开国不久，朱元璋出台了「申明亭学习制度」。 

洪武五年，朱元璋命全国各乡各里都在村头街尾建造两个亭子，一个叫作「申明亭」，一个叫作「旌善亭」。前者是召集大家来深入学习皇帝谕旨的地方。后者则类似今天的光荣榜，是为了表扬各村各乡涌现出的好人好事、揭露各地出现的恶人恶事。「凡民间有孝子、顺孙、义夫、节妇，皆书其实行，揭于其中。」目的是宣传高尚行为，批评错误观念，帮助人们辨别是非，抵制假恶丑。 

为了发挥两亭的作用，朱元璋规定，第一百户人家  （即每里）  推选一位年高有德之人掌管其事，曰老人。老人每个月的初一、十五，都要把全村百姓召集到申明亭来参加学习，主要是宣读并讲解《大诰》《大明律》《教民榜文》，把皇帝的圣旨和身边发生的事例结合起来，深入宣传，使全里人户知法畏法，不敢犯法。 

另外，老人的一项重要任务是讲说《宣谕》。朱元璋每个月都要亲自写作《宣谕》一道，提醒百姓在每个月应做的事，由应天府发出，以达于天下每县每乡。比如六月份老百姓应缴夏税了，《宣谕》即提醒众人须「各守本分，纳粮当差」。这一制度成为大明祖制，被后代皇帝继承了下去。 

今天当有重大法规政策出台时，我们在一些城市街头尚能看到流动宣传车上架着喇叭，大声宣读。殊不知这一做法的专利权也属于朱元璋。洪武三十年，朱元璋要求每村每里应该选派一名声音洪亮的老人，手里摇动一个装有木舌的铜铃，每五天一次，在五更时分，行走在乡村的街道上，大声朗诵「六谕」，即朱元璋苦心想出来的六句话：「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这个流动宣传员的作用是让农民们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启发和教育，以提高思想道德水平。正如一部方志中所说：「洪武初年，皇上亲制谕俗『六谕』，令老人执木铎，于每月朔望及每日五更天将明之时，朗诵于通衢，使老百姓在夜气清明之际，忽闻此语，泠然省惕，湔洗前非，坚其善行，圣王爱人之心至无已也。」意思是说，每天五更天天还没亮时，恰是天气清明人心清醒的时候，老百姓在梦醒之际忽然听到这些教诲，自然会如当头一棒，猛然醒悟，良心发现，洗去非心，坚决向善。 

「六谕」的内容与今天以标语牌形式树立于每个小区的家庭美德规范「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十分相似，在流动宣传的同时，也被制作成卧碑，立于每个村口和居民区里。 

朱元璋主导下的化民成俗工作，不论是纵向看中国历史，还是横向比较世界史，都是宣传教育技术的一大突破性发展。和以前历代皇帝们软弱无力的教化方式比起来，他的化民成俗工作更加突出思想性，进一步突出了经常化、制度化。这一运动在城乡各地广泛开展，并逐步深入到人民群众的学习、劳动和家庭生活等各个方面。开展得广泛、深入、扎实，无论在规模、影响和实效上都开创了人类史的先例。 

据教育活动开展后各地官员们的汇报，朱皇帝的思想教育活动卓有成效。往年村民酗酒、吵架、偷窃等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而经过教育后，大大减少了。相反讨论如何发展生产，如何修路、修桥、做善事在村里蔚然成风。各地城乡环境面貌和人们的精神面貌都发生了深刻而显著的变化，有效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文明道德水平。 

这些汇报的真实性如何，无法考证。 

（四） 

为了化民成俗，朱元璋还对戏曲工作亲自进行指导。他起自民间，深知这类通俗文艺对老百姓有着潜移默化的巨大影响。 

从朴素的农民观点来看，成天看戏，不过日子，不是正经人做的事。所以洪武年间的民间戏曲工作重点落在禁上。 

一是限制人看戏。「太祖谓詹同曰：声色乃伐性之斧斤，易以溺人。一有溺焉，则祸败随之。故其为害，甚于鸩毒。」看戏容易让人沉溺享乐，不安心工作。所以他不主张老百姓把太多精力放到玩乐上。对于那些痴迷学戏的人，他十分反感。「洪武二十三年三月，奉圣旨，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李光地《榕村语录》载，「明太祖于中街立高楼，令卒侦望其上。闻有弦歌饮博者，即缚至倒悬楼上，饮水三日而死」。 

他反对老百姓搞迎神赛会。洪武三十年更定的《大明律》规定：「若军民装扮神像，鸣锣击鼓，迎神赛会者，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里长知而不首者，各笞四十。」  （薛永升等《唐明律合编》）  

二是限制戏剧的内容。朱元璋对戏剧创作和演出有明确的思想导向，即推广有利教化百姓的戏剧，禁绝那些有不健康内容特别是挑战专制秩序的戏曲。元代杂剧内容驳杂，有些戏一味追求无厘头搞笑，神仙和皇帝的形象不那么庄重，让朱元璋感觉很不舒服。洪武六年，朱元璋发布诏书，禁止戏台上扮演古代帝王、圣贤：「诏礼部申禁教坊司及天下乐人，毋得以古先圣帝明王、忠臣义士为优戏，违者罪之。先是，胡元之俗，往往以先圣贤衣冠为伶人笑侮之饰，以侑燕乐，甚为渎慢，故命禁之。」这一命令后被载入《大明律》:「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装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装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当然，限制的作用是有限的。更聪明的做法是充分发挥戏曲的正面作用，为建设和谐社会服务。所以朱元璋戏曲工作的另一个重点是树立通俗文艺的样板，引导戏曲创作的新风。有一次，朱元璋看到一出新戏，叫《琵琶记》，内容是说已婚的蔡伯喈中了状元，被宰相选中做女婿。在这出戏中，蔡伯喈不断在种种矛盾中挣扎：因为父母年迈，他不想赴考。但为了给国家做贡献，最终仍然出仕。为了服务君主，他就要做官，做官就要听宰相的话，可他又不想丢弃结发妻子。在内心挣扎斗争中，表现了他忠孝节义俱全的高尚品质。 

这出戏是一部标准的主题先行之作，在第一出「副末开场」中，作者就点明了创作意图：「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所以他创作这出戏，不是像别的戏那样为了「插科打诨」，逗人一笑，而是为了要宣扬「子孝共妻贤」，弘扬帝国文艺的主旋律。 

朱元璋看了这出戏后，大为激赏，当场批示说：「《五经》《四书》，是布帛菽粟，家家皆有。高明《琵琶记》，如山珍海味，贵富家不可无。」认为这出戏在教化民众方面，作用甚至大于儒家经书。戏曲得到最高统治者如此褒扬，有史以来还是第一次。 

朱元璋的批示使《琵琶记》成为教化戏曲中一面光彩耀人的旗帜，发挥了巨大的导向作用，促使明初戏曲创作出现了一种「道学风」。戏剧家邱浚在朱元璋思想的指导下创作了一出专门弘扬主旋律的《五伦全备记》，他在「副末开场」里这样表明创作的目的：「搬演出来，使世上为子的看了便孝，为臣的看了便忠。」这出戏中，人人高大全，个个都是人伦楷模。形象干瘪，语言酸腐，不堪卒读。这种创作思路，自然导致明初杂剧内容无甚可观。朱元璋的后人朱有燉本身就是一个重要剧作家，他一生著作收入《诚斋乐府》，共有杂剧 31 种。这些杂剧，除了点缀升平、歌功颂德的「庆贺剧」，就是有荒诞迷信、消极颓废的「度脱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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