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家的厄运从三十岁那年开始。

他在不到十平米的画室里午睡，梦见自己的画作在一间通透明亮的展厅正中央展出，还没来得及将画框扶正，他就被一阵钻心的疼惊醒。一只老鼠仓皇逃遁，他的脚后跟在流血。

寒冬岁末，秋菜无精打采地耷拉在窗沿上，窗外的白雪积了一层又一层，连飞鸟的痕迹都看不见，哪里来的老鼠？他赶忙起身，一瘸一拐走到画了一半的水墨画前，从废纸堆里撕下一块发黄的宣纸，胡乱敷在小拇指指甲大的伤口上，血渗透薄纸，像一朵即将凋零的蜡梅。画家全然不知，系里正开着会，讨论他的思想作风问题。当他一只脚趿拉着拖鞋，胳膊底下夹着一袋瓜子，出现在会议室门口时，他的同事们发出了老鼠觅到食物之后的吱吱声，听上去相当满意。

从市美术学院毕业之后，他因为画得好，被留了校，系主任黄慈海的赏识让他从层层审查中留了下来。用黑墨水写着「阎世存」三个字的大红榜贴在校门口的布告栏里，他成了别人口中被破格录用的「阎大才子」。

这在他听来极端讽刺。

那一年，他刚从临沂农村采风回来。同期毕业的同学有的去了美术出版社做编辑，有的到中小学当美术老师，有的家里托关系进了机关单位。二十一岁的阎世存背上装满一个画夹子的厚厚的画，虎口沾着蓝白色颜料，还在隐隐留恋山村带着泥土气息的风，还有天际变幻莫测的云。

八十年代末的夏天，阎世存甚至记不清来到村庄前发生的一桩桩往事。他一路搭乘运货的卡车，吞吃了一肚子风尘，一头扎进山野，在老农家里寄宿，靠窝窝头、黄豆酱、大葱、干豆腐为生，余下的只是漫无目的的晃荡。云朵缀在蓝天之上，骏马飞奔如滔滔江海，海豚从海面高高跃起，时而又成了一个梳着辫子的姑娘的侧脸，何时云层汹涌翻滚，何时交叠又分开，就像蘸了水和颜料的画笔，只有落在纸上的刹那，才知道成了什么形态，有了哪种可能。阎世存入了魔障，不分昼夜地画，有时非要雨点砸在画纸上，晕开纸上的一朵云才察觉大雨倾盆。若干年后，他迟迟领悟，在天穹之下无所顾念地作画，是他一生的巅峰时刻。

而眼下，离开聊以安慰的自然和山村，除了画画，他什么都不会。

父亲见他回来，头发蓬乱，脖子后面晒脱了皮，眼神里还多了一分喜悦，老人家有如神谕一般嘟囔了一句：别给我惹事就行，你自己看着办吧。这是父亲第一次对他宽容。一做不了官，二发不了财，阎世存只能听从导师黄慈海的建议，回到学校，从讲师做起。

风格主义、折中主义、经验主义、象征主义，八格、六气、六法、三品……他硬着头皮想记下这些名词，它们却像不可捕捉的灰尘游离于身体之外，在他急切需要时逃遁得无影无踪。只要讲到绘画理论，他便感觉自己成了一架机械运转、轴承艰涩的旧机器，吱呀作响。舌头打结，手心冒汗，双脚像站在烧红的烙铁上，来回腾挪，不由自主地干咳，缺氧晕眩。讲台底下的学生开始还茫然望向他，后来就窃窃发笑，扬起头朝他挤眼睛。他们在等他出错。他想回到画室中。

差不多十岁刚出头的年纪吧，家里来了客，父亲拿出他的画，尽是些扫帚、草帽、木凳子、瓶瓶罐罐之类的，没什么稀奇。他站在角落，等父亲发话。

「世存，你长大后想做什么啊？」今天的父亲还算和蔼。

「我想做个游手好闲的人。」

客人走后，父亲用皮带捆住他的双手，将他吊在房梁上，用另一根更粗的皮带在他身上猛抽。他担心房梁倒塌，不敢晃动，也忘了大哭，身体在撕裂，疼痛从耳根蔓延至后脑勺。

游手好闲，多好的词，为什么会挨揍？他不明白。

他还不明白很多事。时间并没有大发慈悲教会他。

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他几乎和当时的波折起伏相依相伴。在镇医院做护士的母亲，在镇里小学当副校长的父亲，不分日夜地奔忙着，他们说一声「去开会了」，就消失不见。去开会像是通往另一个时空的密钥口令，将爸妈从他身边夺走。家里的泥墙被大大小小的画像糊得满满当当，再没地方贴上他的画了。书先是被搬到柴门旁的木棚里，和陈年的破烂衣服鞋子堆放在一起，又被转移到储藏冬菜的地窖，任蟑螂和潮虫啮噬，后来干脆在院子里烧成灰。那夜月亮很暗，云很浓，分不清哪些是烟，哪些是云，它们就那样轻易地化成一摊焦黑，像被施了咒语。有时父亲回来时脸色铁青，翻卷的白衬衣领子上有血迹，一整晚一句话不说，如一尊佛枯坐到天明。有时母亲在哭，偷偷地，手绢死死压在嘴上，像是快要把它生吞下去。改造，爸妈对他说，他们都是必须改造的人——改造成什么样呢？父亲还会每天穿熨烫平整的白衬衫吗？母亲的白大褂和身上的消毒水味呢？

阎世存隐隐不安，却不知道那不安和恐惧究竟是什么。没人向他解释，也没人听他讲，他们只像过去一样，叫他吃饭，睡觉，起床。而他所感知的世界，像迎面撞上父亲厚重的巴掌，脸颊上火辣辣地疼。

一盒缺少红色的彩色铅笔和一沓发皱的画纸拯救了他。他画蓝色的天空和想象中的海浪，翠绿的原野和吃草的牛羊，奔跑的孩童手里的风车，骡马和山羊，漫天黄土和花园里的牵牛花。画画，坐在涂满标语的土墙根底下晒太阳，对着井里的水光发呆。他真的成了游手好闲的人，理想中的人。

如果可能，他想一辈子游手好闲下去，却没法称心如意。就在他被老鼠咬了脚后跟的两周前，黄慈海在奔去接电话的途中，撞倒了桌上的金鱼缸，玻璃碎片恰巧划破了动脉，不久便没了呼吸。从外校调来的谭子岭很快填补了系主任的空缺。说起来，谭子岭还是阎世存美术学院的同门，也是黄慈海的学生。当年，阎世存和他都上了雕塑系。谭子岭门门功课都是优等，阎世存勉强及格。老师为他们拟定主题，要「积极向上」，而阎世存偏爱塑那些和他一样迷茫的人，路边眼神空洞的小孩、扛着麻袋走过钢铁废墟的老工人、田地被洪水吞噬后绝望的老农。任课的教师里，除了黄慈海，没人爱教他这样的学生。

谭子岭才是真正讨老师喜欢的那一类。走路时压着步子，腰杆挺得笔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见人便鞠躬叫老师，眼睛里始终闪耀着一束光，好像非要抵达什么地方。会讲话，也听话，不拧巴。人人都说：你们班的那个谭子岭真是好啊。唯有黄慈海不吭声，听人称赞，一笑而过。当阎世存的名字出现在校门口的红榜上时，谭子岭被分配到郊区的一所中专，在那里度过了六年不得志的生活。他恨黄慈海不念旧情，连梦里都在咒骂他，他压根儿忘了每天清晨自己为他端茶倒水，在桌上铺好当天的报纸，忘了在食堂替他打了一个学期的饭，就算这些都忘了，也不该无视白纸黑字的全优成绩，执意要让迟钝无能的阎世存留校。如果不是市美术学院新上任的校长和父亲是故交，谭子岭怕是一辈子都翻不了身，在中专里蹉跎终生。

如果哪天，天塌下来了，阎世存也必然是最后知道的那个人。谭子岭上任后的第一件事，是实行教师教学积分制。每个学期末，由学生匿名填写调查问卷，同事互写评语，还要在档案里列出发表的论文。这是前所未有的事。阎世存就这样毫无防备结结实实地撞在了枪口上。每一项都排在末尾，惩罚方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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